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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汉语的非洲人不好找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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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6-09 02:51: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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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说我们国家有户籍制度?”

40岁的莫里斯瞪大了眼睛,像是蒙受了莫大的冤屈。

尽管拿着中国的博士学位,多年在中国驻贝宁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做公关兼翻译,莫里斯还是无奈地承认:中国和贝宁的相互了解太少了。

为了洗清“冤屈”,莫里斯详细地解释了西非小国贝宁的人口管理制度:贝宁不会限制任何人的迁徙与居住自由,只是要求他们一旦搬家,要到居住地的政府部门开一张标明现住址和身份的证明,配合身份证一起使用。

“这个居住证明很容易开。怎么可能有户籍制度呢?我们离中国太远了,有什么谣言都很难被发现。从前还有人说我们吃人肉呢。”

“要在我们贝宁,我就不谦虚了”

“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在70%以上,而城镇化程度只有53%。这是由于特殊的原因——土地制度基础上的户籍制度。这种制度,导致中国的城市里没有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农民工,我们称之为‘农民工早退’……”

2014年9月4日,在北京的课堂上,经济学家樊纲对户籍制度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解释,莫里斯听得很认真。

25个国家的三十几位青年汉学家来中国,参加由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的“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”,中方邀请了经济、历史、中文和传播方面的多位学者来给他们讲课。莫里斯一概没有提问。

这是他理解的中国文化美德之一——“谦虚”,“别把你的水平摆出来”。

“人家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五十年,讲完了我们鼓掌,他鞠躬说,让我们批判指教。你还说什么?这要是在我们贝宁,我就不谦虚了。如果我比老师懂,就会告诉他:这一块内容我比较懂。”

据络文学相关资料可知,1996年,贝宁国立大学第一次有了汉语课,由北京语言大学派来的一位老师授课,作为供学生选修的第二外语。英语系学生莫里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,并成为班里最勤奋的学生。

毕业后,他得到中国的奖学金,来华留学八年。他以“中国利益与对西非的援助”为论文题目,拿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才回国,结婚成家。八年间莫里斯在中国出了不少风头,用汉语当主持人、表演节目、接受采访,甚至还拜了相声演员丁广泉为师。

历史学者葛剑雄在讲座另类文学《中国的形成及其疆域变迁》中坦言:“从孔子开始,中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教育,都是为了政治需求,可以随便解释历史。比如孔子说,周天子‘狩’,其实是逃命;到庚子年慈禧太后逃到西安,也叫‘狩’……现在有些学者,用两套标准看别人和自己,我是很反对的。”莫里斯坐在下面听着,露出微笑。

“你们的古代历史经常会把汉族说成先进的、文明的,说少数民族是野蛮落后的。”他说,“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。因为还没有一个民族强大到能统一全国,就被法国人给统一了。”

贝宁原是法国殖民地,于1960年“非洲独立年”独立。莫里斯很羡慕一同参加研修的非洲老乡—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汉学家阿卜杜拉赫蔓:“我们国家的‘普通话’是法语,两个来自不同部族的人要想沟通,就只能说法语。这有点损害自尊心。你看埃塞俄比亚人,他们没有被殖民,现在就有自己的民族语言。”

“邓小平说得对”

作为研修班里仅有的两名非洲人,莫里斯和阿卜杜拉赫蔓迅速成了好朋友,上课总是坐一起,在一群研究儒学的德国人、研究李白的意大利人和研究孙子兵法的瑞典人中间很显眼。他们的共同点还不止是肤色。

此次研修计划的情况表上,在“研究领域与课题”一栏,莫里斯填的是“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,‘中国梦’,当代中国政策、价值取向、社会管理与发展模式,‘软实力’影响力研究等”。

阿卜杜拉赫蔓同样填了“中国梦”。全文是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对中埃关系的影响,中埃关系的历史,‘中国梦’概念及其对现今中埃关系的影响等”。

听上去吓人的计划,实情却令人莞尔。其实,他的计划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动一场“文化革命”,改变一些传统文化的弊端。这场“革命”,与中国的“文革”仅仅是名字相似。

他所指的“文化弊端”,比如埃塞俄比亚的节日太多。有众多的宗教性节日,季节性节日,革命纪念日,执政纪念日,战争大捷纪念日,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9月11日新年。每一个节日都要放假若干天。按照非洲人的习惯,民间还要大摆筵席,遍请亲朋……

“很多人几天就把一个月的薪水花完了。以后怎么办?肯定有办法的,借债呗。”阿卜杜拉赫蔓对此深恶痛绝。“我要改变埃塞的文化,让节日减少一些。不然,国家怎么发展呢?另外,埃塞人普遍有一点懒,工作效率低,这也要向中国人多学习……”

2003年来中国攻读法律专业研究生时,阿卜杜拉赫蔓还是一名检察官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传统。至今,每年派到中国的四十余名留学生大多是国家官员,学习的也是与他们的工作相关的专业。埃塞俄比亚的现任总统就曾经留学于北大。向美国和欧洲派去的留学生则是普通的学生。

为什么专门向中国学习?阿卜杜拉赫蔓解释:中埃两国都是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,都是发展中的大国,埃塞俄比亚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……“现在我们还是土地国有制。所以,向中国学习很有必要。”

现在阿卜杜拉赫蔓是一名律师,曾经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引进中国投资建设的“东方工业园”提供法律服务。这是他极为赞同的方式。“邓小平说得对。先发展,再说别的。欧洲人总是说民主、人权,可是这些东西不会自动变成面包。中国的这个方法非常好,先划出几个地方建立工业区,让国外的投资进来,再扩展到整个国家。我们关着门是搞不好的。”

阿卜杜拉赫蔓说,研究中国的目的,是学习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,为埃塞俄比亚提供参考。尽管已经离开政府,但他想在报纸上写文章。

晚上,阿卜杜拉赫蔓结束与中国朋友的聚会回到酒店,带回来一本书:《道路自信:中国为什么能》。那是他从上看到,向朋友点名索要的。

学汉语的非洲人,不好找工作

9月的这个班已经是“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”的第二期。

半个月时间里,除了听学者讲中国的文化、历史、经济等等,青年汉学家们还将分赴中国社科院、中国艺术研究院、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,与对口领域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专业研讨和交流实践。

三十余名青年汉学家中,有一个很突出的规律:来自发达国家的汉学家偏爱中国传统文化,而“第三世界”的汉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普遍偏现实。

“这很容易解释。”莫里斯说,“日本、韩国,他们跟中国有几千年的交往,很早就了解中国。非洲呢?只有郑和去过,而他也没有扎下根。我们了解中国,只有几十年的时间。如果我去给贝宁人讲中国的古诗,大部分等于是对牛弹琴。”

此次参与研修的日本汉学家,帝京大学讲师柿沼阳平说,他研究的秦汉经济史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很冷僻,但秦汉时代与日本的国家起源有关,“日本人还是感兴趣的”。

“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特点。”组织本次研修计划的一名文化部官员说,现在,“汉学”的概念,已经超出了儒学、李白、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范畴;研究中国现实问题,做与中国有关的现实工作的人,同样被划入“汉学家”范畴,属于本次研修邀请的对象。

“汉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着历史性演变……汉学研究既有助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,帮助外国人认识中国,同时也有益于中国人深化对自我的认识。”这位官员在给媒体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总结。

“像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,普遍都有研究汉学的传统,我们没有。如果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,我们国家的老师也不懂。”1983年出生的波兰汉学家沈兰,在表格里的“研究领域与课题”也填了“中国梦”、“中国梦对中欧关系的影响”。她有个同学在华沙大学中文系读博士,研究中国的京剧,根本没有一个专家能指导这种研究领域。

在华沙,沈兰的工作是一名汉语翻译,经常为波兰的政府和商业公司的对华事务服务,有成功也有失败。一次,中国一家大型国企参加波兰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招标,顺利中标。在签订了合同之后,这家企业却想要提高工程造价,结果合作失败。

“我认为,是他们在波兰的代理方没有详细地给他们解释波兰的法律。”沈兰回忆,波兰的相关法规规定,签订合同后,施工价格也允许酌情有一定幅度的上浮,但必须在一定范围内。

“现在因为乌克兰危机,我们波兰的苹果和猪肉卖不到俄罗斯去了,欧盟的补贴又不够。农业部长说可以卖给中国,可我知道,根本没有这样的协定。如果我们平时跟中国的农业交流就很多……”

“我们愿意为国家所用,可是……”莫里斯苦笑,“我在中国比在贝宁有名。

在他看来,虽然中国是贝宁发展友好关系的“重中之重”,但政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投入,还远远不够。“政府没有很重视我们。我现在的生活也不能说特别理想……总体来说,我无怨无悔。”

莫里斯担任着贝宁“留华学生协会”的秘书长。贝宁有史以来留过华的二百多人当中,总共105人登记参加了协会。组织一个“贝宁汉学家协会”,是他下一步的想法。

“莫里斯学汉语的时候就非常用功。因为这个,我才推荐他来中国留学,拿奖学金。”75岁的北京语言大学退休副教授吴振邦,是当年教莫里斯的汉语老师。他一生教过几十个国家的学生,莫里斯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

在贝宁任教六年的吴振邦也否定了“贝宁有户籍制度”的说法。不过他说:莫里斯尽管勤奋、上进,还有博士学位,但能在中国文化中心找到一份公关兼翻译的工作,仍然是幸运的。

贝宁人口少,工作机会难找。中国这些年来在非洲进行语言文化推广的力度,已经超前于一些国家的发展现实,学汉语的非洲人,工作不好找。原本这个岗位上的贝宁翻译患癌症去世,这才轮到莫里斯。“所以从个人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讲,这些汉学家也得扩大中国在他们国家的影响。”

半个月的研修结束后,青年汉学家们将分头回国,除了沈兰。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国,她要去河北邯郸,看望公婆。

在为那次失败的高速公路竞标工作时,沈兰认识了现在的丈夫,一个比她小四岁,同样担任翻译的中国小伙子。现在,他们的宝宝已经几个月大。那次竞标促成了好几对中波联姻,他们是其中之一。

希望儿子能在北京生活的公婆不无怨言,但沈兰已经想好,将来会和丈夫、孩子留在华沙。没有其他原因,只是因为没有北京户口,将来孩子没法上学。“这个(户籍)制度,当然是早就知道。”

(文化责编:宋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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